引用了為“特殊機密”獻出生命的陳為人故事。1931年底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后,張唯一這時已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(后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)秘書處負責人,實在難以兼顧文庫工作。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準,調任陳為人管理“一號機密”,由張唯一單線聯系。陳為人,1928年當選中共滿洲省委書記。1928年底和1931年春,他在東北和上海兩次被捕入獄,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。出獄休養一段時間后,陳為人接到了新任務——調他們夫妻去守護地下文庫。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后,陳為人將隱蔽在“老太爺”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自己的家中,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:第一層臥室兼客廳,第二層為臥室,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,靠里墻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墻,兩墻當中存放文件。閣樓中間放了大火爐,平時整理過的文件碎片、書籍隨手燒掉;一旦出現問題而又無法挽救時,一根火柴就可以實現夫妻倆“定以生命相護,寧可放火燒樓,與文件俱焚”的誓言。按照1929年《中共中央關于秘密工作條例》的要求,中央文庫對外要以“家庭化”的形式出現。陳為人是湖南人,因此他開設了一家湘繡店作為掩護,妻子韓慧英則在附近一所小學當教員。陳為人白天做生意,晚上關上店門,上到三樓密室,關死窗戶,拉嚴窗簾,在昏暗的臺燈下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。他將密寫在各種小說、報紙上的文件與信函抄錄下來,把原來寫在厚紙上的文件轉抄到薄紙上,把大字改成小字,剪下文件四邊的空白。這樣,文庫的存放能夠盡量減小體積,進而縮小目標,避免敵人的耳目,便于保管和轉移。經過一段時間,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裝箱,共2萬余件。打開箱子,最上面是陳為人手書的《開箱必讀》,詳列了查閱須知及全部目錄,按文件形成的時間、地區、作者等分類編號,一目了然。中央文庫珍藏的是中共中央、中華蘇維埃政府、中國工農紅軍早期最重要、最機密的文件資料。文庫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,獨址居住,獨立活動,不參加黨的會議,不參加示威游行、撒傳單等公開活動。因此在同外界的聯系上,由妻子韓慧芝負責,陳為人只是駐守檔案庫。為防不測,黨組織也只派一名領導與文庫負責人單線聯系。所以即使是黨的高級領導人,也沒有幾個知道“存文組宣毛”中的這個“文”在哪里。進入20世紀30年代,黨的活動據點頻頻遭到敵人破壞。在敵特、叛徒四處活動的險惡環境里,一遇情況有異,檔案庫必須立即轉移。幾年內陳為人夫婦不知搬了多少次家,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飛路一白俄老婦人的樓上。老太婆的兒子是個巡捕,成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,卻不知他家樓上就住著真正的共產黨。1935年2月,由于叛徒告密,張唯一被捕。兩天后,不明情況的韓慧芝按原計劃前去接頭,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務逮捕。妻子沒在規定的時間內回來,陳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,可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營救親人,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轉移文庫。黨的秘密條例規定,存放檔案必須是單幢房子。可要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庫房實在不易,何況租賃單幢房子還得有鋪保。一時之間,陳為人既不便找黨內同志,也不能找外人。他想盡辦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興坊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,但每月30塊銀元的租金十分昂貴。當時,陳為人已經與黨組織失掉聯系,斷了經費來源,自己早已衣食無著,饑一頓飽一頓。但他化名張惠高,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,不顧一切地租了下來。本來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貧,現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庫,還要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孩子。為了文庫的安危,又不能出去工作,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的陳為人只好典當衣物,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。到最后,他把二樓上的家具幾乎變賣一空,甚至鐵皮罐頭之類零星雜物都賣光了,可一樓的擺設仍維持著一個老板的“表面文章”。全家每天以兩餐紅薯或山芋粥充饑。為了不讓房東察覺他家生活艱辛而引起懷疑,他常常蓋上一片干魚端到樓上吃,快到樓門口時怕孩子們看見,又把魚片藏起來。就這樣,那片干魚片足足用了一個月之久。在最困難的日子里,陳為人急得去找魯迅幫忙,還靠進步知識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書接濟。但是掩護機關始終是個難題,最后不得已,他寫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學任教的妻妹韓慧如找來幫忙。韓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,一時不用的衣服都已賣掉,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;煤球數著用,樓下擺著絕對不能吃的月餅,一歲的嬰兒常常以水代奶。當她明白了姐夫做的是何等“生意”,什么話都沒有說,挑起了料理家務、照顧孩子的責任,并拿出自己積攢的300塊銀元。為維持生計,陳為人總是天黑時出門買山芋,堆在亭子間里。可憐的是那三個孩子,饑餓難熬。看到鍋里剩下的那點粥哭鬧著要吃。天真的孩子們哪里知道,那是他們的晚餐。陳為人“狠心”地說:‘“我們是吃點心,點心點心,就是點點心的,不要吃飽的。”孩子不解了:“為什么我們天天吃點心呢?”陳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臉的樣子,只有“苦中作樂”,轉而高興地提議:“吃完點心,我們是不是要運動一下?來,跳個舞吧。”他自己先跳,逗得孩子笑個不停。面臨著幾年來最大的困難,除了翻曬文件和箱子,并在文件中夾上煙葉以防蛀防霉,陳為人尋找黨組織的心情更加迫切。他秘密找過一次何香凝,卻被告知她門邊有暗探,叮囑不要再來。沒其他辦法,他只好用黨內用過的聯絡暗語登尋人廣告,還讓韓慧如晚間一次次在馬路兩旁的電線桿上張貼貼子,“天皇皇,地皇皇,我家有個夜哭郎”,以期引起地下黨的注意。1935年底,韓慧芝被釋出獄。為了生計,韓家姐妹外出教書謀生,不想這卻給陳為人帶來了轉機。在培明女中附小當教員的韓慧英,通過女中訓育主任羅叔章,與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系。他們這才知道,受黨的委托,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也在到處查訪陳為人。1936年秋,陳為人終于與徐強接上關系。對這一次接頭的情景,徐強記憶很深:“我見到為人,臉色蒼白,身體十分瘦弱,正在吐血。他不敢借錢,又不敢找朋友幫忙,肩上的擔子重啊!同我交談明顯地看出他很警惕。我幾次問他的住址,他都不敢講。”而從接頭的小飯店歸來,陳為人明顯輕松了許多,還與孩子們說笑道:“爸爸今天總算吃飽了,把盤子都舔光了。”陳為人早年在東北獄中就感染上了肺病,接手地下文庫后,長期忍饑挨餓,缺醫少藥,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把蘿卜當水果吃。眼見陳為人的肺病日趨嚴重,再獨自擔當重任,危險很大,為陳為人的身體也為了文庫的安全,徐強決定立即轉移全部文件。1936年底的一天,陳為人親自押著兩輛三輪車,把六箱檔案并進四個大皮箱送到法租界順昌里7號一幢石庫門房子。接受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當眾大聲說道:“哎呀,張先生,這些破舊貨你替我保管這么長時間,還勞你親自送來,真過意不去。”她連聲稱謝,將兩塊銀元塞進陳為人的懷里。移交完文件,卸下了幾年的重擔,陳為人回到家中就吐著大口鮮血昏倒在地,半年之后病重不起。為了挽救他的生命,黨組織特意對韓慧英說:“只要能保住為人,需要用多少錢,就用多少錢。”可陳為人不忍黨在極端困難時期把少得可憐的經費浪費在自己身上,黨組織只好多次派黨內醫生到家里為他治病。無奈他沉疴日重,1937年3月12晚,年僅38歲的陳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。1945年中共“七大”追認陳為人為革命烈士。